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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情报工作失误:心无忧患 国恒亡

来源:人民网 编辑:巡洋大海军 更新时间:2014-07-18 15:51 我要投稿
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情报工作失误:心无忧患 国恒亡

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屈辱

岁逢甲午,国殇难抑。120年前的那个甲午,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深重的历史灾难,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。从物质的掠夺到精神的羞辱,甲午战败一方面宣告了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“洋务运动”彻底失败,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彻底失去了通过“自上而下”的改良追赶西方的可能。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“精华已竭,膏血俱尽,坐而垂毙”的亡国灭种危局。

战争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,但有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——情报失误。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:从战争开始前的威胁判断和力量对比,到战争开始以后敌方兵力的部署配制,乃至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交锋,清政府招招滞后,处处被动。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,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,无法料敌先机,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;下至战争和战役指挥者,无法掌握日军动向和实力,做到有的放矢。相反,由于自己保密不力,加之日本情报工作细致缜密,清军一举一动皆在敌人掌握之中。情报工作的优劣、得失、高下,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。最终,浑浑噩噩、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迎来的只能是失败和耻辱。

从情报的角度来看,清政府的失误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一、战争威胁判断失误,导致战争准备不足。早在1855年,日本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主张:“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,便当开拓虾夷,晓喻琉球,使之会同朝觐;责难朝鲜,使之纳币进贡;割南满之地,收台湾、吕宋之岛,占领整个中国,君临印度。”吉田的这一思想对其弟子——高衫晋作、木户孝允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明治维新开始后,日本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。田中义一在奏折中称:“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,第二期征服朝鲜,第三期征服满蒙,第四期征服支那,第五期征服世界。”1887年,日本政府正式制定《清国征讨方略》,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。日本的侵略野心虽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,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对日情报搜集,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,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“蕞尔小邦”的阶段。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,进而认为“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”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时,清政府反而削减军费预算放松国防建设:自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后,北洋舰队再未增添一艘新舰。此外,清政府还以财政紧张为由于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。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,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。相较之下,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就充分做好了各种战争准备。例如,由于没有必胜的把握,开战之前,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,充分考虑了战争演变的各种可能。方案一: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,则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;方案二:未能歼灭对方舰队,不能独掌制海权,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;方案三:海战失利,联合舰队损失沉重,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,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,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。这三套方案皆围绕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——“制海权”而进行,并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下日本的应对之策,准备不可谓不充分。

二、战争爆发后,既不“知彼”也不“知己”,导致战场节节败退。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就曾说过:“知彼知己者,百战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胜一负;不知彼不知己,每战必殆。”甲午战争时期,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,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。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,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。例如,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,谎报战况,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,于8月1日对日宣战。因为战场畏敌,1894年7月28日,清军骑探把逼近朝鲜素沙场的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4000余人夸大为“众约三万”,致使战争统率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指挥。与清政府截然相反,日本早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就已秘密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,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,并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、日清贸易研究所、乐善堂等间谍机构。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,操持流利汉语,假扮成游学者、商贩、僧人、农民、船夫、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,侦察搜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情报。1892年,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印出版《清国通商总览》,全书3卷2300余页,被誊为当时“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文献”。战争爆发后,日本利用战前做好的情报布局,取得了三大项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成果:一是侦察获得了清政府军机处的相关情报;二是搞到了“高升”号运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;三是弄清了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程。情报的失误和匮乏,使得清政府从战争伊始就陷于被动,只能疲于应对。

三、情报利用效率低下,反情报意识淡薄。清政府情报工作的失误不仅表现在情报搜集方面,还表现在情报利用效率不高、充满随意性等方面。这使得清政府即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情报,也常常因为被夹杂在纷至沓来的电报中而得不到重视,无法发挥应有的情报效用。在丰岛海战之前,北洋舰队得到“倭舰将要来截”的情报后,丁汝昌电请李鸿章“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”,以防日舰偷袭。然而,李鸿章由于盲目迷信日本会遵守“万国公例”,认为日本不会偷袭中国的护航舰船和运兵船,没有采信“倭舰将要来截”的情报。最终,日本不宣而战,中国舰船“济远”号和“广乙”号在丰岛海战中惨遭日本偷袭。1895年1月15日,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获知日军登陆相关情报后,便电告李鸿章:“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。”然而,李鸿章将此情上报朝廷后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,做出任何防备。1月20日,日军顺利在成山登陆,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,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。除去重要情报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之外,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十分缺乏反情报意识。在上层,清政府统治者战前“上骄下慢”,认为日本的“大陆浪人”和间谍都是“鸡鸣狗盗之徒”。战争开始后,清军将领反情报、反侦察意识淡薄,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遏制日军的侦察活动,任由日军侦察。例如,日军在成山登陆前,派出间谍轻易就获取了清军在威海、成山的防卫部署;日军侦察土城子和旅顺后路炮台时,清军明知日军从土城子、水师营而来,却无法采取有效的反情报措施阻止日军情报侦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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